只听他轻声细语地点上一份酸菜炒肉，然后坐在食堂的一角静静地吃，吃完后，要上一碗免费汤边走边喝。

    起初，我也没太在意，以为是地委大院里哪家的农村亲戚。但见得次数多了，便起了好奇心。有一天指着在食堂一角的杨善洲问：“这农村小老头是谁？”“你不认识？他就是保山前任地委书记杨善洲。”朋友的回答尽管语气淡定，但还是令我大吃一惊，一个地方要员，一个地厅级干部竟是这样不起眼，这样低调。

    自此，每每遇到他，我都微笑着跟他打招呼。倒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大官，实在是打心眼里尊敬他。他也微笑着点点头，尽管他不认识我。直到1991年，听说他主动放弃组织上的安排，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大亮山绿化荒山的事迹后，在地委小食堂我对他说要采访他，他才知道我是记者。我的采访要求他没有答应。他说，这事很平常，没什么好采访的。

    但我还是决定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一定要采访到他。那天我坐上班车到施甸后，又搭上拖拉机，一路颠簸了十几公里山路到了大亮山。在一间低矮潮湿的简易的油毛毡房里，我见到了正低头修剪着树苗的杨善洲。他对我的到来很是吃惊，但很快露出了赞许的笑容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俩围坐在火塘边，用小土罐烤着茶，印象中少言寡语的他也终于打开了话匣子。他为什么不愿到省城昆明，为什么不愿留在保山，为什么回到大亮山……说到动情处，我甚至看到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。他说他来自农村，他的衣食父母是农民，他离不开农村，他就想为农村做点事，他就想为农村的子孙后代做点事，于是，他选择了大山，选择了种树。

    我在山上呆了3天，每天杨善洲很早就上工地，中午在工地上吃干粮，天要黑时才回到驻地。因为我的到来，60多岁的杨善洲还亲自下厨，力所能及地做出四五道菜来款待我。工人们说，他们沾了我的光。平日里由于条件艰苦，他们只能吃到一菜一汤。尽管这样，老书记从没有任何抱怨。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，我去的第二天，他让人去借了一套被褥，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，城里人不习惯山里的潮湿，晚上盖厚一点好，不要冷着。在山上的3天，每天晚上他都把烧好的水提到我的房间，他说白天走累了，烫烫脚好入睡。我走的那天，他早早起来，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，叫了辆拖拉机送我下山。

    那一次采访杨善洲后，我们便很少见面，他绿化荒山的面积越来越大，山里的事越来越多，很少回地委大院了。1992年初，我从保山调回昆明，从此再也没见过他，只偶尔通过几次电话，一晃就是20年。本报记者邓申吉

    注：1991年，时任云南日报保山记者站记者的本报副总编辑邓申吉采写《大亮山那抹绿色的“晚霞”》，刊发于当年《云南日报》11月10日一版，在国内较早报道杨善洲上山建林场事迹的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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